在1997年第2期的《读书》杂志上，汪丁丁先生发表了《“经济”原考》一文。汪先生为了在中国实行“经济学的语言学转向”，为了唤回现代经济学中已丧失了的“价值理性”，为了使现代经济学家也具有“人文关怀”，对“经济”二字在古汉语中的原意进行了追溯。汪先生说：“考证的用意是要揭示，当你看到，说到，和想到‘经济’时，你没有办法回避掉‘经济’二字所蕴涵着的中国文化传统，除非你的母语不是中文。”汪文读后，颇受教益。我于经济学是完全的门外汉，但因为对“经济”这个术语的来历有点了解，又恰好读过一篇日本学者考证“经济”语源的文章，便想狗尾续貂，来点补说。
汪先生文中说：“我不知道是谁最早把西文的‘economics’翻译成中文的‘经济学’，不过似乎最早将‘经济’二字联用的是诗人杜甫。”其实，现代汉语中的“经济”，同政治、文化、军事、哲学、国家等一大批名词术语一样，是一个来自日文的“外来语”。据日本学者竹浪聪考证，日本文久二年（1862）出版的《英和对译袖珍辞典》中，首次将“economist”译成“经济家”，将“politicalecono?my”译成“经济学”。“经济”一语，当然原本也是从中国传入日本的。《抱朴子》内篇的地真篇中，有“以聪明大智，任经世济俗之器，而修此事，曷可必得耳。”竹浪聪认为，此处的“经世济俗”，是“经济”一语的“原形”。汪先生说最早将“经济”二字联用的是杜甫，但不知指杜甫的哪一首诗。李白的名诗《嘲鲁儒》中，有“鲁叟谈五经，白发死章句。问以经济策，茫如坠烟雾。”之句，如果考虑到李白长杜甫十来岁，那最早将“经济”二字联用的，也许是李白。此后，白居易在《代书诗一百韵寄微之》中，也写道：“万言经济略，三策太平基。中第争无敌，专场战不疲。”谁最早将“经济”二字联用，也许并不重要。重要的是李白、杜甫、白居易都这样用过，那说明至迟在唐代，“经济”便已作为一个独立的词而被广泛运用。而这时期，正是日本睁大了眼、鼓足了劲向中国学习的时期。可以断定，“经济”一语，同无数其他汉语词一样，正是在这时期输入日本的。日本人最推崇的中国诗人是白居易，说不定正是从白氏诗中，学到“经济”这一说法的。而在近代，当中国睁大了眼、鼓足了劲向日本学习时，“经济”一语，又同无数其他汉语词一样，再从日本逆输入中国。包括“经济”在内的这些词，有过一个一去一回的过程。去时，是穿了“经世济俗”一类的汉服”；回时，则身着“economy”一类的西装了。一去一回，面目即便未全非，也大有分别了。
在“经济”作为西文的译语从日本传入之前，留在汉语中的“经济”，意义一直未发生变化，始终指“经世济俗”、“经邦济国”，始终意味着“治国平天下”。我在清人郑板桥的家书中，还读到过“经济自期，抗怀千古”这样的句子。所谓“经济自期”，就是以天下为己任。这里的“经济”，其含义比我们今天所理解的，要宽广得多。正因为这种原因，当“经济学”作为“economics”的译名从日本传到中国时，曾遭到中国近代第一译家严复的抵抗。严复认为日本人是在滥用和误用汉语。他坚持将“economics”译成“计学”，并在《原富》卷首的“译事例言”中说明了理由：“计学，西名叶科诺密，本希腊语。叶科，此言家。诺密，为聂摩之转，此言治。言计，则其义始于治家。引而申之，为凡料量经纪撙节出纳之事，扩而充之，为邦国天下生食为用之经。盖其训之所苞至众，故日本译之以经济，中国译之以理财。顾必求吻合，则经济既嫌太廓，而理财又为过狭，自我作故，乃以计学当之。”
汉语中的“经济”，含义远比西文的“economy”广阔，所以严复拒绝“经济”这个译语。但日本学者这样译，却又自有其道理。据竹浪聪考证，“经济”一语传入日本后，意义发生了变化，从广义的“经世济俗”，变为狭义的经营财务。竹浪聪首先举天和二年（1682）五月一日冈山藩主池田光政的遗言中一段话为例。这段话译成汉语，大意是：
经济乃国家之本。古语云：“国无三年之贮，国非其国。”今则入不敷出，每向商人，百姓借袋，以应公务之急需，诚为至耻之事。
这里，完全是在国家财政的意义上使用“经济”一语的。竹浪聪说，这是他在现存日本古籍中所见的最早将“经济”二字联用的例子。“经济”一语在唐时已输入日本，不至于到17世纪才溶入日本人的日常用语中，只不过此前日本人怎样使用这个词，因未曾记录和保存下来，今已无由得知而已。但这至少让我们知道，至迟到17世纪时，“经济”一词在日本意义已变得狭窄起来。竹浪聪又举了此后的数例，说明“经济”一词，从中国传入日本后，最终被专用指财务政策、财政措施。这样，当日本人在近代与“economics”这个西语遭遇时，将其译成“经济学”，便是自然而然的事了。
严复拒绝日本人的译法，是因为在对“经济”一语的理解上，与日本人存在着分歧。但严复的拒绝终于无效。同“母财（资本）”、“玄学（形而上学）”、“群学（社会学）”等许多严译术语一样，“计学”也未能在中国立住脚，很快便败给了日本人的译名。这里，似乎也体现出某种“物竞天择，适者生存”的法则。
严复的抵抗虽然失败了，但却不无悲壮。“经济”一词被日本人套上西装逆输入中国后，这个词的大部分汉语原意在中国也变得隐而不彰。换句话说，日本人迫使我们与他们一样去理解“经济”这个汉语词。如果我的理解不错，汪丁丁先生作《“经济”原考》，正是要让“经济”一语中被埋没被剔除的那部分意义重新彰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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